本文最早由Vagina Project微信公众号于2021年2月3日至7日连载首发；我由衷的感谢Dan，Osaki，Rik三位好友在写作过程和编辑过程中给我带来的帮助和鼓励。希望我们友谊长存，一起钢这个黑黑冷冷的世界！
序
过去的2020年对于美国、世界都是很疯狂的一年。从年初蔓延至全球的疫情、封锁，到夏天的Black Lives Matter（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再到美国的大选，太多太多的事情敲打着美国民主政治的缺陷和问题。这些事件对于一个立足国内，关注女性、性少数群体权利的社群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契合，甚至会被反感，毕竟这是一个太“政治正确”的话题。
但是我们依然认为种族歧视的话题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压迫千颜万面，但都一般丑恶。而且，在我们审视社会是怎样以我们的身份欺压我们时，我们也需要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在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身份、肤色、宗教、贫富、文化与我们不一样的人。
这篇文章想要做到的就是让读者和我们一起思考不同形式的歧视的关联、被压迫群体之间也可能存在的互相压迫，和不同的被压迫群体的团结的重要性。
种族歧视vs结构性种族歧视：以美国非裔群体遭受压迫为例
种族歧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但是对于生活在一个相对单一的种族环境的我们，种族歧视的含义可能模棱两可。
有一种对种族歧视的理解是停留在语言上的歧视、不屑、轻视。比如，历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人贴上的“东亚病夫”标签，英语里辱骂黑人常用的“N word”，等等。
新冠疫情以来，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的歧视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除了语言层面的暴力，更有一些针对亚裔群体的恶性肢体暴力事件。这些语言和行为都可以被归在“种族歧视”的范畴之内。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种族歧视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下更为隐形。近来，学术界把这样的歧视或者压迫称之为“结构性压迫（structural oppression）”。
结构性压迫，相比其之前所说的个人或者群体的歧视行为，是在法律、文化、经济制度下所纵容的、针对不同身份群体的、用于维持统治阶级地位的不平等规则和潜规则。
这样的规则规定了一定的等级排序，区别对待同一社会下的人群，或不平等地分配社会资源，或不公正地执行法律条文，导致被针对的群体被分化为二等甚至是三等公民。
这种制度上的“种族”歧视在中国鲜有听闻，因为现代中国大体上是一个同种族的民族国家（ethno-nation)。话虽如此，历史上宗教、民族的互相融合也是一部“斑斓”的历史。现代以来，对待少数民族、宗教群体的文化、历史保留和经济教育资源分配也不近于十全十美。只是这样的话题不常进入主体民族的生活和讨论中。
但在美国，这样的结构性种族压迫从美国殖民历史的第一页起就未曾消失过。近几十年，非裔美国人所游行抗议的很多不平等待遇都属于结构性压迫，而非个人或者群体的肢体、语言行为。
这样的压迫包括经济资源（更难借到房贷、工资更低、更难找到工作等等）、教育资源（基础教育资源落后于白人社区、教师资源匮乏等等）的不平等分配和法律、执法者的不平等对待。
本文在这里想要着重强调的两个例子分别是美国执法机关和监狱系统对于非裔群体的区别、不平等对待。
美国的警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各式各样针对非裔黑人的潜规则。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是美国警察对于过往车辆的停靠示意（pull-over）。这样的停靠要求在美国公路上处处可见，可以说是执法人员最日常的工作之一。可能是你的尾灯没有亮，或者你的车超速了，或者没有任何原因的随机排查，很多原因都会导致警察示意你停靠路边。
当大多数美国家庭都会给孩子们进行“性启蒙谈话（the sex talk）”或者“经期谈话（the period talk）”的时候，几乎每个非裔家庭都会给孩子们一场不同的对话（“The Talk”）——家长会告诉孩子们，如果有警察示意你停车，你一定要在车况允许的情况下立刻靠边，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可见的地方，然后一动不动地等待警察来敲窗；无论警察的态度有多恶劣，你的态度一定要好；在警察有指示之前，你不能动，也不能拿东西，只有警察有指示之后，你才能再根据指示去拿证件、出车等等，取证件的时候也最好保证你的双手是可以被看见的；你一定不能反抗，警察如果逮捕你也不行。一些家长最后会补上，就算你都按照我们说的做了，你的生命安全也不能被保证。
非裔家庭对这项常规执法行为的重视程度可能让我们匪夷所思，但是在这样平淡无比的日常之中，非裔美国人的生命常常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不小心”而被剥夺：ta们或许是心情不太好，所以“怠慢”了警察；或者是在没有理由被逮捕时本能地反抗，警察便会拔枪射击，将一次平常的超速罚款变为命案。
这样的“待遇”，开车的白人、亚裔都不会遇到，因为黑人在警察眼中总是潜在的危险。ta们总被先入为主地当作潜在的暴力分子、罪犯，ta们的一举一动在白人警察眼中都是“不可控的风险”，所以这样琐碎平常的检查常常会断送一个个非裔公民的鲜活生命。
这种由历史和文化影响而导致的、几乎普遍的执法态度和执行力度，属于美国社会对于非裔群体的结构性压迫之一。 无独有偶，美国执法机关在任何与非裔相关的事件中都有过激执法的倾向——和侄子待在家可能被射杀，在家睡觉可能被射杀，在你的祖母后院玩手机可能被射杀，在家里沙发上吃冰淇凌可能被射杀，和朋友走在街上可能被射杀……总而言之，只要你有着一身黑皮肤，并且在美国呼吸着，你就可能被警察认为是危险人物，从而面临生命危险。
除了非裔群体在执法过程中时刻能够感受到的生命威胁之外，美国的监狱系统也充斥着结构性的种族压迫。
很多美国警察局都有配额执法（quota-based policing）的潜规则（警员、警局在一定时间内逮捕一定数量的犯人便会有奖金或更多的拨款）。这样的规则鼓励着执法人员无事生事，以此来中饱私囊。而ta们逮捕的对象是不成比例的非裔群体。
非裔在美国约占全人口的13%，但是美国监狱中的非裔占比高达34%。于此相应的是美国人口、美国监狱人口和世界人口的对比。美国的三亿多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4.2%，但是美国的监狱人口占世界监狱人口的22%。换算一下，美国非裔人口占世界人口的0.05%，但是美国非裔监狱人口则占据了世界监狱人口的7.5%。
促成美国入狱人口泛滥的原因，除了配额执法，还有美国的私人、可盈利监狱（private, for-profit prison）政策。
美国宪法的第十三修正案规定美国罪犯在监狱内得接受强制劳动。很多美国学者认为第十三修正案变相地延续着美国的奴隶经济，因为罪犯是美国最便宜的劳动力。无数的企业(甚至美国政府）利用监狱劳力获取极大的利润，而罪犯们不仅没有相应的保护法律，而且只有不到一美金的时薪。
美国执法机构的偏见和监狱系统的利润，都还只是美国社会结构对于非裔人口长期压迫的冰山一角。美国在金融、职场、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有形和无形的天花板在限制、威胁着黑人的生存发展。
这些政策和规则的长期纵容，加上美国历史和文化上对于黑人的持久偏见，导致美国非裔群体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对ta们的压迫充斥着资本和殖民利益的阴影，而最终的受益人是仅仅生来便拥有白皮肤的美国人。
本文没有太多的篇幅来对比非裔群体和白人群体在美国的差别，但是作为一个对比的象征，或许读者们也能感受到美国对待非裔群体的恶意满满。
去年夏天，当非裔群体在为自己的生命而呼喊时着美国人“生而平等”的价值时，在美国国会迎接ta们的是全副武装的军队和一天之内超过300人的拘捕。
两周前，当一群支持川普的游行者占领美国国会时，迎接ta们的是安保人员主动撤除的路障和不到50人的拘捕。而他们“抗议”的是完全没有任何证据的美国总统选举舞弊。
文所指出的结构性的种族压迫才是本文想要强调的、不同于个人言语和肢体暴力行为的种族歧视。这样的歧视在全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针对着不同的身份群体。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读者会想问：这又如何？或许我们能对美国非裔群体的遭遇共情，但是共情又如何？ta们斗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环境不同，诉求也不同，这样的共情或同情，有什么作用？进一步说，共情是一种我们不需要付给任何人的感情劳动，为什么要要求我们共情？
接下来，我们会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进一步剖析这样的结构性压迫，探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性少数歧视在这个框架下的相同与不同。
重点并不是为什么我们要共情，而是我们的权利抗争和美国非裔群体的抗争从根本上是一样的抗争。对于其他压迫结构的了解并不仅仅是一个“共情”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借鉴、建立共同抗争和反省自身压迫ta人之可能性的前提。
结构性压迫：近代美国历史；形成；比较
就如上文末尾的问题所显示的，国内性少数、女性群体的很多诉求和美国非裔群体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几个不同身份群体之间有不同的历史、政治环境。这些不同也引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人权诉求。
那为什么我们要花费篇幅来关注当代美国的种族歧视？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部分。一是历史，二是逻辑。
接下来，我们会探讨一些美国近代历史上结构性压迫对于不同种族群体的不同表现，然后尝试从这些不同压迫中找到相同的逻辑。 美国历史中对于亚裔群体和非裔群体的歧视有很大的差别。十九世纪末，美国国会通过了三部排华法案（《佩奇法案》，1875；《排华法案》，1882；《吉尔里法案》，1892）。
前两个法案分别禁止了华裔女性的合法移民和整个华裔群体的合法移民，后者则大大加强了美国政府对境内华裔居民的身份控制。
这些法案的背后所体现出的,是作为外来者的华裔群体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击。
从利益的角度考虑，华裔劳动力会和美国劳动力竞争，导致白人群体的生活水平降低。从文化的角度，华裔群体代表着和美国“民主”“伦理”截然不同的“价值”。
华裔群体，特别是华裔女性，被当作是疾病和性病的传播者，ta们所带来的一夫多妻制历史被认为会污染美国的民主精神和一夫一妻伦理道德。
值得指出的是，种植园时代的美国南方上流社会有着广泛性侵、虐待黑人奴隶的历史，所以这种伦理道德的“批判”从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不防止美国文化为了排外而进行一场盛大的自我美化。
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美国文化对于华裔群体的扭曲描述。华裔女性时而被描写成消极、顺从的“好”女人，时而被描写成狡诈、吃人的拜金女。华裔男性时而是仇女的性侵罪犯，时而是柔弱无骨不合格（被阉割）的去雄化（emasculated）男性。
在这些不同的排华文化和经济利益冲突广泛的美国社会，排华的法案将这些冠冕堂皇的批判上升至法律。在法律被写进美国政治之后，华裔群体作为一个无法被同化的落后种族的标签被烙进了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华裔群体不能够得到美国国籍而为美国文化所容纳，ta们永远都是异乡异客。
也就是说，在现有经济框架（和存在于这个框架里的得利者）和现有文化价值（和拥有这些价值的人）的共同排斥下，排华的情绪被上升到了“种族”和国籍归属的政治、人权问题。
而美国政治结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异化（alienate）华裔人群——将他们排除至美国政治结构之外，作为一种异类来打压、统治，从结构上否定了（文化、价值、经济）交流和融合（synthesis）的可能性。
对于非裔的歧视，上文已经有一些描述，这里想补充一点。通过比较历史上对非裔与华裔群体的文化刻板印象，可以得出两个很明显的结论：
一是这些在历史（乃至当代）文化中很突出的恶意种族形象的塑造都来自于美国的另一个“种族”——白人群体；
二是在这些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不同的“种族”群体（甚至是同一个群体内）所被贴上的标签是互不一致的（inconsistent）。
自奴隶制度在美国生根以来，针对黑人的负面形象塑造就层出不穷。这些负面形象的表现形式也是遍地开花，如小说、漫画、戏剧，甚至包括20世纪初的“新媒体形式”——电影。光是要将这些阴险的描述记录下来可能都能供出上千个博士生（对于华裔群体的描述也是同理），所以本文着重指出一部分针对非裔群体的污名化标签，并与针对华裔群体的污名化标签进行实例对比，以便下文分析这些有差异的标签背后相似的结构目的。
对于非裔男性的描述，除了一些补充描述之外，我们将关注一部在美国二十世纪初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年上映）改编自发表于1905年的小说《同族人》（The Clansman: A Historical Romance of the Ku Klux Klan，也可译为“三K演义”）。
小说和电影的主旨大概可以总结为：两个政见相左的美国上层家庭——Stoneman，斯通曼家，美国北方家族，支持废奴主义，南北战争中成员参加联邦（Union）军；Cameron，卡梅隆家，南方家族，拥有种植园，战争中成员参加联盟（Confederate）军——在美国内战的背景下存在暂时的政治矛盾。但是在战后南方的重建时期，两个家族成员逐渐认清美国非裔群体兽性犹存、无政治能力、只能依靠暴力压迫统治达成开化的现实，并且达成共识，“雅利安人的天赋权利（Aryan birthright）”永垂不朽。他们由此团结起来，击败了野蛮非裔暴政，解救了家族女性，最后家族联姻、矛盾解决的故事。
先暂时不论本片细思恐极的立意，这部电影在电影史上一直被视为文化、商业、政治传播的代表和电影技术、剧本高度复杂的先驱。它在上映之后成为第一部在美国白宫被总统观看的电影，并在二十世纪初创造了约相当于今日18亿美金的票房。这部影片对于美国、世界的电影界和整个美国文化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影片中所描绘的非裔形象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有极广泛的代表性，这也是我们选择分析这部影片的原因。
这部电影的第一个特征是演员和制作表。虽然电影的主旨是反映黑白种族的优劣之别，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却全部都是由白人演员黑面（blackface）完成的，甚至绝大多数的黑人群众演员也都是白人黑面出演。而少有的黑人群众演员在剧组时住在种族隔离的宿舍里。导演在这方面的用心，也算是“知行合一”的典型。[1]
这部评价、比较美国黑白种族的影片，导演、制作和表演全部是由白人群体主导的。这个特征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美国文化界各种声音对于华裔移民群体的描述是一致的：这两个例子中的形象塑造，都是由一个不属于、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的群体以自己的价值、经验、文化来臆造另一个群体的过程。
这样臆造出来的形象，往往有各种象征意义，但是不同的意义之间却没有合适的逻辑关系，只有各自对应的利益关系。比如之前所说到的华裔刻板形象中，华裔男性既被贴上去雄（emasculated）的标签，又被贴上了仇女、性侵略意识强的标签。
这两个标签本是矛盾的，但是分别从白人男性和女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两个标签，它们的意义就呼之欲出：华裔男性的去雄标签是为了满足白人男异性恋者对于自己雄性地位的认可和对自己可能被其他男性“他者化”之焦虑的安抚；而仇女和侵略性强的标签则是警示白人女异性恋者规避这一异族、维持美国血脉和美国“伦理道德”纯洁的有效措施。
类似的，对于华裔女性的顺从标签象征着白人男异性恋者对于异国情调、未被探索的处女地的向往，同时拜金、吃人、传播性病的标签又象征着对于外来危险的恐惧和白人女异性恋者捆绑自己家庭、追求和睦的自我保护。这些标签更像是白人群体欲望、恐惧的衍生物，但是这样的欲望一旦被主流所推广、接受之后，它总会升华为价值，甚至是知识，从而反向影响着政治、人权的讨论和构成。
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中，这样的欲望臆造、升华价值、反导政治的逻辑也不难发现。影片中有两个非裔配角的戏份，分别是在南方重建时期任职南卡罗莱纳州（以下简称南卡）副州长的塞拉斯·林奇（Salis Lynch，斯通曼族长的学生）和在联邦军军衔上尉的自由民（曾经是卡梅隆家族的奴隶）格斯（Gus）。这两个角色分别作为政治和军队的代表，可以说是电影里对于男性特征塑造的试金石。而这两个反派角色显然是影片中的牺牲品。
对林奇的塑造从选举开始就是负面的。在南方战败、北方联邦军军事镇压的重建背景下，选举的过程在影片中充斥着舞弊，非裔选民一人多票，白人选民被非法地剥夺选票权。这算是影片对于林奇形象的第一个侧写——论德论能，他都不可能当选，只有在舞弊和军事镇压的场景下他才可能当权。接下来，影片对于南卡立法机关的描写，是对林奇这个形象的扩张。在被非裔主导的南卡政府，非裔官员们要么衣着不整，大脚翘在办公桌上逍遥自在，要么在办公室内大肆饮酒，狼吞虎咽地吃着炸鸡。这些非裔形象的塑造，都来自于在美国文化中已经普遍存在的非裔刻板印象：没有教养、嗜酒如命、迷恋炸鸡。
随着剧情的发展，埃尔希·斯通曼（Elise Stoneman，斯通曼家主的女儿）找到林奇为卡梅隆家主求情。在两人独处时，林奇向埃尔希逼婚，并导致后者昏迷。这时斯通曼家主赶到办公室，埃尔希“逃过一劫”后，被囚禁在了另一个房间内。辗转之后，本·卡梅隆（Ben Cameron，卡梅隆家主儿子）带着他所重建的三K党的成员成功营救埃尔希，并且在争斗过程中俘虏了林奇。这些场景中，林奇色欲滔天，恩将仇报，因公徇私。而且在具备性侵略性的同时，没有象征男性的力量（被本的部队击败俘虏）。总之，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反派角色。
对于格斯的塑造，甚至更糟。弗洛拉·卡梅隆（Flora Cameron，卡梅隆家主的女儿）在一次独自打水的过程中，碰到了格斯。后者告诉弗洛拉，他想和她结婚。在弗洛拉愤怒反抗之后，她逃向林中，格斯追随在她身后。逃跑最后，弗洛拉跑到了一处悬崖。她威胁如果格斯再继续靠近，她就会跳下去。在格斯靠近后，弗洛拉落入悬崖。在她还在半空中时，本赶到现场，目击了她的死亡，并将她的尸体带回了卡梅隆家。之后本和他的三K党员在林中追到了逃亡的格斯，对他进行了审讯并定罪处死。
在这一幕中，格斯的戏份虽然可能没有林奇多，但是他作为反面角色的塑造可以说是更“成功”的。首先，在突出林奇的兽性的过程中，弗洛拉最后是被别的正面角色所救出的；而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弗洛拉跳下悬崖的场景凸显了影片想要突出的白人女性的贞烈、纯洁和宁死不屈，这向来是艺术中突显角色品格的有效手法。对比之下，格斯的品格显得更低。同时，弗洛拉宁死也不愿意被格斯的双手污染，也反面体现了格斯所代表的非裔在影片中“不可被触摸（untouchable）”程度之深。在原著小说中，弗洛拉是被格斯强奸之后才跳崖自杀的。导演对于原著的改动，也突显了他个人对于白人女性贞洁的价值期待。
再者，格斯和林奇之间也有对比。格斯在被追逐的过程之中，如同被猎犬所追逐的猎物，而不像是林奇和三K党之间所发生的武装冲突。也就是说，格斯这样的前奴隶在影片中的价值地位比之更低。最后，和被非裔所把持的南卡立法机关的儿戏相比，三K党对于格斯的“私刑”和审判显得更具正义。在目击者、动机、受害者都俱在的情况下，格斯被处死是具备程序正义因而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而这也显示出影片对于非裔当道、正义缺失的哀嚎。相反，三K党所拥有的是和他们的血脉分割不开的正义和文明，没有相应的政府形式，他们也能代为行道。对于白人来说，这不可谓不痛快。
总体看来，《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电影中，通过塑造兽性犹存和人性缺失的两个非裔反面形象来奠定了白人——雅利安血统——对于自己拥有文明、正义、进步等普世价值的自我认同。那些短暂的、白人（女性）可能会受到非裔威胁的场景，也都一一被化解。而电影以南北家族冰释前嫌、认清非裔不可教化之后联姻为结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北方的斯通曼家族原本支持的政治立场是废奴，这对于最后的联姻来说，加深了一层美国文化对于废奴主义的解读。作为政策来说，人人平等无疑是好的，这也是很多人支持联邦、支持北方的原因。但是电影中的情节所教导大家的是：人人平等固然没错，但如果非裔群体不是有情有义、可被教育的人，ta们就不是人，不需要被赋予人权。
林奇作为斯通曼家主的学生想要强迫家主女儿并且舞弊选举。格斯虽在法律上自由却无法控制自己被兽欲奴役，这两幕剧情都意味着非裔不可被教化，由此，废奴主义的前提不是现实，而是空想，所以废奴主义并不应该被提倡。影片中的斯通曼家族的“醒悟”瓦解了政见上的不同，才会与政敌通婚，而这个共识的前提就是非裔群体的“他者”形象。
这种对于废奴主义的引导解读，成为了美国文化对于非裔群体“异化”的总结和价值升华。在这个“非裔非人”的道理支持下，对于非裔的歧视（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结构性的）都不再是歧视，而是对待非人、低等人的正常态度。这样的态度，在当代美国执法机关的运行、法律执行、经济教育资源分配等中，仍处处可见。
到这里，读者们对于某一个群体对于另外一个群体的臆造形象塑造过程已经很了解了。回到我们在前文中提过的两个结论：一是白人群体是华裔和非裔刻板印象塑造的始作俑者；二是这些被臆造出来的形象虽不尽相同，甚至不自洽，但是却能拥有广泛的的社会意义，因为它能上升到文化价值，从而反向引导法律、政治结构的对话和构成。
如果读者们能从以上的这两段分析中认同这两个结论，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回答更早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不同，诉求不同，政治环境也不同的群体，需要去关注美国当代的结构式种族压迫？
我们想要给出的答案便是：虽然刻板形象、污名化的方式和内容千千万万，但是压迫群体对于被压迫群体形成结构压迫的逻辑都是相通的：欲望（恐惧、情绪）臆造“他者”形象，形象升华为“普世”价值，价值反导政治（经济、文化）结构。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都是一个“度量衡”，以该“度量衡”为标准臆想出某形象，升华该形象，并以此形象为据改变结构。在以上两个种族相关分析当中，这个充当标准评价、定义“他者”的“度量衡”都是白人群体。他们以自己创造出的形象吓唬并说服自己、并由此从结构上排除被异化了的他者的人权。而这一出出的自导自演，不仅仅存在于种族歧视和种族异化的过程中；它同时也存在于男性和性多数群体对于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结构压迫之中。
以上的分析凸显的是美国白人对于其他群体的臆想、异化，而异化的蓝本就是白人的价值、生活习惯和自我印象。他们是贬低、比较不同群体、种族的度量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分析的两个不同种族群体所受到的文化压迫是同源的，虽然压迫的形式、内容各有不同。支撑这种文化压迫的是白人在美国经济、政治的统治地位，而这一地位同样建立在殖民时期的异化、掠杀、抢夺的基础之上。
从这个角度再看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所受到的压迫，ta们被比较、衡量的对象分别是男性和顺性别直人。在后者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的权力的统治地位时，前者受到的各种压迫内容不同，但是压迫、异化的方法和被与某个不可置疑的“标准”比较的逻辑结构是相同的。
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导论中写道：“对于古人来说，[几何学里]垂直[角度]的绝对存在定义着所有的倾斜[角度]，同理，男性的存在也是绝对的。”这样的绝对存在定义了女性一个又一个世纪。世界各个国家、信仰、民族、集体各自“自导自演”的过程我们不在这里赘述，但是想必大多数读者都有各样的女性被男性标准所评价，而被劝退某项活动的故事和经历。而这些经历和种族压迫经历的区别，仅仅在于“压迫者”是不同身份的群体。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结构性种族歧视的分析中，白人是“当之无愧”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不代表“白人”或是“男人”“直人”“顺性别者”有着所谓的“普世”标准。这种标准的成立来自于能够支撑压迫的经济、政治地位，而这些地位的诞生是有历史可以分析、同时又充满巧合和意外的。在“价值”标准成立之后，最符合标准的群体的经济政治地位又会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从而形成一个特权者互相支撑的固化权力结构。
也就是说，抛开历史和具体情况来看，白人身份、男人身份、直人身份、顺性别身份等等不能代表所谓的“原罪”，但是代入历史之后，因身份获利从而又愿意维持这样权力结构的ta们又是具体压迫的源头。这样的区别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最终需要抗争的是权力结构和压迫、而不是单纯的“身份”和拥有这些身份的人群（虽然对ta们的抗争同样不可避免）。
标准”价值完成度和“身份标签”：权力结构的分而治之和被压迫者的互相压迫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被压迫群体内部时而存在的自相矛盾和自我焦虑。
在现有的很多性别多元讨论中，诸如“女同需不需要TPH标签”“跨性别需不需要性别刻板形象”“同性婚姻到底是不是必须的”这样的问题屡见不鲜。而这些问题反映出来的，是作为“他者”的我们在为是否符合压迫者的价值标准而感到的不安。
同时，不同被压迫群体之间的“鄙视链”也不是新闻，比如同性恋瞧不起双性恋，二元跨性别者不理解非二元跨性别者，男同性恋不愿与别的性别多元群体有所接触，城市女性瞧不起农村女性，美国亚裔非裔互相瞧不起，等等。这些例子可能有些让读者点头，有些则让人不明所以。但是举这些例子想要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被压迫的群体也会互相压迫？
首先这个问题涉及到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一个是被共同认可的标准价值的“完成度”，二是在这个“完成度”逻辑的引导下，我们所自发（或被动）形成的“身份标签”。
比如，对于恋爱“幸福美满”的标准，不少性别多元群体和顺性别异性恋的看法差别可能不大，甚至没有。不同的性别多元群体根据被认可标准的完成度的不同而看待其他群体。类似逻辑也能延伸至“家庭”和贫富、宗教、文化差异等的标准。
具体来说，某些被压迫群体共同认可的家庭恋爱关系的标准价值为：有车有房有证，有稳定工作有小孩没多元（如开放）关系，于是不同群体会根据这些标准价值形成对于自身所在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完成度认知，并且该标准价值的完成度差异会成为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攻击的理由。
完成度涉及到的另外一点是对自身群体和其他群体不同完成度认知的形成。这个过程可以是 “自发”（间接、被动引导）的，也可以是被压迫群体直接（主动）引导的。前者的结果包括个体成长过程与生活中经历的认知差别，这些认知差别被客观存在于环境的不同价值所塑造。这些价值在出现之后可能被个体附加了更多的意义，或者它们原本的意义被个体认同。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不同的群体能够以自我所认同的价值去接触并评价其他群体所代表的价值（比如恐跨女性主义者和跨性别女性在历史上的首次“自发”冲突）。
而后者（直接被引导的认知）可能是标准的塑造者（压迫者）故意引起的争端，也就是我们更常说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比如共和党出于选举和宣传策略，给墨西哥裔贴上危险标签，以获取非裔、亚裔美国人的支持，引起了三者之间的矛盾）。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影响，在不同的他者群体互相批判、内耗的过程中，不变的事实是，压迫群体仍然拥有着最庞大的经济、文化、政治资源。而在这一点改变之前，受压迫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分配上将一直处于劣势。
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指出结构性压迫逻辑的原因之一：在压迫者拥有最丰沛的社会资源的环境中，我们的价值观和资源分配都会受到影响。绝大多数的我们多少都会用压迫者的标准衡量自己（我够不够白，够不够瘦，够不够高，生活精不精致，说话符不符合地位，够不够有钱，家里够不够和睦，等等）。
而在看清这层逻辑之前，我们还会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互相猜疑、批判，并且为很多虚幻的诉求而束缚。如同在美国，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执法力度仍然不同。或如同在中国，虽然跨性别身份“合法”，但是社会接受程度让其“合法性”形同虚设。
要改变这些结构对于个体的压迫现状，我们都需要意识到，在权力顶端的群体分别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标准，这些标准怎么被维护，在维护着什么。从这些角度入手，我们才更可能创造一个蓝天之下千万颜色同放的花丛。
同时，从这个角度看待压迫，不难看出，尽管历史与环境的差异很大，但不同的被压迫群体都有一个同样的诉求，就是打破压迫者对于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的垄断。而且这种打破不代表另外一个群体要取而代之，因为那样则仅仅是改朝换代，无法改变压迫权力结构本身。
推翻压迫本身并不意味着制定不同的法案或不同的潜规则，而是颠覆这些规则的制定者和其建立的权力结构。只有改变这种权力结构，才能真正地实现不同群体的具体诉求和共有的诉求。
而完成度问题的另一面，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被贴上的那些“身份标签”的认可。结构型压迫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对于自己身份的理解无法逃脱社会结构对我们的降维（reduction）和标准化。
就算很多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刻板印象都有所减弱，当代美国的亚裔群体还是被那些来自历史里的“幽灵形象”所困扰着，又或是被残留的过时形象所评价着。美国非裔群体的例子更不用多说。“女性“和不同性别多元群体的标签有时更犹如枷锁，框着“好女人”“坏女人”“好gay”“坏gay”，我们在想要逃离压迫结构时，又跳入一个又一个“自发”建立起来的压迫结构，在其中审视、评价和撕裂自己。
这样的压迫结构不仅仅是我们互相压迫、互相歧视、互相攻击的结构，也是我们压迫自我、歧视自我、攻击自我的结构。我们不仅要认清为什么这样的结构导致我们互相压迫，而且也要认清我们给自己的标签有时也是我们自我束缚的源头。
所以，如果我们仅仅从不同群体的身份标签来认知自己，而不追溯这些标签的历史、形成原因以及创造者，是不够的。当我们仅仅关注自己的标签，而不去审视这些标签对我们欲望、潜力、未来的限制，我们仍然不是自由的。
看清压迫权力结构，不仅是为了各个群体的共同诉求和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更是为了我们看清自己，看清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无法被异化的那些欲望和梦想，以及为了实现它们而努力的动力。
如果看不清压迫权力结构对我们自身的作用，那么我们最终所追求的、奋斗的、期待的，都可能是被附加的，而我们只有向自己看，我们才可能看见权力之外，我们的灵魂里还剩下什么。
所以，就算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女性、中国性少数，我们和美国的非裔同胞面对的都是同样的结构压迫。
权力结构的影响的不仅仅体现在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中，同时也包括群体的自我认知和群体间认知。所以团结（solidarity）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不同群体之间找到共同对策、创造不同社会结构的桥梁。
我们在做的也不仅仅是团结大家，而是提供一个在压迫结构条件下自我分析的角度。只有在这些不同的层面（整体、群体、个体）一起抗争，我们才可能看到一个没有压迫的明天!
脚注：
[1] Stokes, Melvyn. (2007). D.W. Griffith’s The Birth of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motion picture of all ti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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